本报记者   伍   欣

社区慈善是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两会期间，围绕社区慈善相关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深度参与慈善法制定、修改，并组织实施相关社区慈善实验项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他建议，尽快出台促进社区慈善健康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为推动社区慈善健康发展提供可操作的政策依据和有效指导，奠定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牢固根基。

社区慈善应当成为慈善事业发展主攻方向

“社区慈善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提升社区、服务社会，是应当厚植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根基，应当成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主攻方向。”郑功成告诉记者。

郑功成表示，社区慈善具有熟人社会、信息对称的先天优势，传承的是千百年来邻里互助、亲友相济的优良传统，特别符合中华文化背景下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行善逻辑，体现的是中华文明的整体观、协同观、和谐观。社区慈善是连接传统慈善与现代慈善、对接社区资源与社会资源、兼容中西慈善差异性的慈善形态，也是中华传统慈善文化与现代慈善要素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

新修改的慈善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社区慈善组织，发展社区慈善事业，明确将发展社区慈善作为促进慈善事业的重要措施。此外，发展社区慈善也是健全基层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实践，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发展社区慈善能够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我们需要传承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弘扬互助友爱的时代精神，培育千万家社区慈善公益组织，造就千万人自觉参与的志愿者队伍，让其立足社区、服务社区，动员社区资源、提升社区品质，以社区凝聚力激发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慈善公益的内生动力，真正造就与共同富裕新时代相适应的和谐社区、幸福社区。”郑功成说。

促进社区慈善发展需要明确几个概念

郑功成表示，促进社区慈善健康发展，需要明确几个概念，例如，什么是社区慈善，以及社区慈善的功能定位、参与主体、运行机制等。

何为社区慈善？郑功成认为，社区慈善是以社区为主体，以枢纽型社区慈善公益服务组织为载体，以激发社区内生动力、促进社区内部互助友爱为目标，发动社区群众、社区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广泛链接社区内外公益慈善资源，深入开展困难帮扶、儿童关爱、养老服务、应急救援、社区治理等公益慈善服务活动的统称。

在功能定位上，社区慈善应该立足于社区。郑功成表示，社区慈善的问题和需求产生于社区，服务对象居住在社区，慈善资源使用在社区，行动效果体现在社区。社区慈善强调社区居民内生动力的发掘与调动，通过“家门口的慈善”，发掘、培育社区公益能人，联动社区居委会和相关主体，动员社区居民，形成激发社区成员互助向善内生动力的稳定运行机制。社区慈善要与基层治理有机融合，畅通社会成员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增进社区和谐与社会团结，为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郑功成表示，社区慈善的参与主体主要是社区成员，同时包括社区党组织、枢纽型社区慈善公益服务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区单位（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组织等。

在运行机制方面，郑功成主张，社区慈善要推动构建枢纽型社区慈善公益服务组织、社区基金、各种服务组织协同发展的生态，建立慈善需求常态化发布制度，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形成社区慈善“需求库”和“资源库”。培育和支持社区公益能人通过枢纽型社区慈善公益服务组织牵头开展活动和提供服务，形成共同促进社区慈善公益发展的资源协调与链接机制。

社区慈善健康发展的促进措施

近年来，在法律倡导、社会力量助力、各地自发兴起等多方发力下，我国社区慈善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形成了不少创新实践经验，为制定相关政策性文件提供了有力支撑。郑功成向记者介绍了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作推进的社区慈善实验项目在全国十多个城乡社区开展实践探索的情况。“各地开展社区慈善探索的积极性出乎意料，多个地方的政府或主管部门领导主动对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希望自发加入实验进程，借此获得发展社区慈善的经验指导。”郑功成告诉记者。

郑功成认为，在这样良好的背景与氛围下，主管部门宜及时出台政策性文件加以指导。其首要目标应当是引导和促进社区慈善健康持续发展。他建议，可以从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重视社区慈善人才培养、完善社区慈善精神褒奖机制以及优化监督举措等方面着手。

一是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允许非法人组织成为社区社会组织的结构类型，明确社区社会组织可采取登记备案双轨制，适当降低社区社会组织设立及发展的门槛性限制。通过公益创投、补贴激励、场地费用减免等方式，鼓励社区慈善组织的成立和运行。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积极动员本地经验丰富、管理规范的慈善组织开展结对指导，不断提高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水平。

二是重视社区慈善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强化人才培训，提供线上、线下内容丰富的教学实训和课程指导，为社区慈善工作的常态化、系统化发展进行赋能，鼓励专兼职社区慈善工作者加强继续教育学习。根据需要设立“社区慈善讲堂”，建立培训和学习机制，对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社会工作者、社区居民和社区商户等开展专业培训和知识普及。

三是推动相关资源对接。比如基层社会治理、社会保障等事务可以委托社区慈善组织实施。包括社会救助及相关服务、助残服务、安老服务、相关社会保障事务协理等，均可对接社区慈善组织来提供服务。

四是完善社区慈善的精神褒奖机制。郑功成表示，中华民族素有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在亲友相济、邻里互助、富者回馈家乡等社区层面的慈善活动中，捐赠者很少考虑到税收优惠的问题，往往是基于恻隐之心，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发挥作用。基于此，社区层面的社会褒奖机制比税收优惠更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建立相关激励机制，为捐赠者、志愿者等社区慈善参与主体提供荣誉激励、价值肯定等精神激励。

此外，郑功成认为，还需要优化对社区慈善的监督举措。慈善事业是用公众的资源做公益的事情，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分配与资源配置方式。社区慈善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需要优化监督举措，防止出现失范现象损害社区慈善的公信力。

郑功成建议，一方面，要重视社区慈善活动的信息公开。社区慈善组织应定期公布慈善资金的使用情况，发布项目进展报告，对社区慈善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更新。另一方面，要发挥群众监督的积极作用，鼓励社区居民和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慈善项目的执行和监督工作，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立群众反馈和项目评估机制。

“应当确立社区慈善通过公开透明实行自律为主的方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加以规范和指导，包括出台支持政策、规范一般运行机制，以及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置等，以此保障社区慈善活动健康有序发展。”郑功成说。